杨清然/文 本文原载无讼

刑事阅卷，作为基本的刑辩技能，见仁见智，但方法却值得互相借鉴。实务中，阅卷笔录的制作，更是各家自成一派，没有固定的范本，自一页至上百页不等，相对于追求阅卷笔录的尽善尽美，笔者更推崇其灵活实用。自始信奉，唯有实践，才可游刃有余，受师之教诲，笔者每个案件都亲力亲为的制作阅卷笔录，偶有心得，特提炼有别于常规阅卷的方法，以期抛砖引玉。

实践中，刑事案件的阅卷时间并不固定，有时甚至是仓促的，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阅卷，相较"完美"阅卷更具有现实意义。一份有"效率"的阅卷笔录，应当随时间而塑身，可繁可简，进退自如。在研究"捷径"之前，不可避免，我们需要先引出刑事阅卷的前提条件，那就是，整本卷宗。

一、整卷阅读是前提

入行之初，恩师教诲，复印卷宗，一页不落。也许有人会问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如走私等经济类犯罪案件动辄上百卷，你真能一页不落都研究？是的，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，我们可能做不到面面俱到，但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，刑事辩护的严谨需要你做到尽可能的全面了解案情，选择性的阅卷不可取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，被你放弃的部分是否隐藏着决定案件转折的辩点，所以，一页不落，是一切的前提。阅卷，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，再细节都不为过。

完整的卷宗一般包含三个部分：

其一，起诉意见书（检察院阅卷阶段）或起诉书（法院阅卷阶段）；

其二，装订成卷的卷宗；

其三，装订成册的原始票据。

注意：

（1）有些案件，起诉意见书（侦查机关制作）和起诉书（检方制作）并未附在卷中，需要单独索要。

（2）有时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检方会刻意隐下一些据以认定犯罪数额的原始票据，仅将依据原始票据制作的相关审计表格（自制或委托）附卷，如走私犯罪中认定走私数量的原始账目。

二、妙招在于抓关键

关键词一：主体适格

作为真正身份犯，职务犯罪一般要求主体具备特定的身份。如贪污罪，需要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委托管理、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。是否构成相应的身份，自然成为定性的关键。

例如：犯罪嫌疑人甲是某机关领导的专职司机，他利用自己特定岗位的便利条件，收受请托人的财物，请领导为请托人签了个条子办事。即便甲的《人事部门履历表》显示其为干部编制，副处级，专职司机的职务属性仍不能定性为"公务"，甲不具备贪污罪的身份要件。简言之，这张不显眼的履历表，直接决定了案件的定性，不容小觑。

关键词二：量刑

刑法总则分则规定了诸多的法定量刑情节，鉴于篇幅所限，仅列举实务中最常见几种情形，如自首（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，犯罪较轻，可以免除处罚。--《刑法》第67条）、从犯（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--《刑法》第27条第2款）、坦白（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，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从轻处罚；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轻处罚。--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第8条》）。

例一：一起涉嫌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涉案人员多达近20人，卷宗100本，侦查机关按照每个犯罪嫌疑人分类归卷，明确归于我方当事人名下的卷宗6本，是否需要将100本全部阅卷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就此类案件，确定是否参与及主从犯关系是关键辩点，针对被指控涉嫌犯罪的每一起案件，均有必要依据询问/讯问笔录梳理出具体的事实细节，尤其针对各方供述、证言不一致之处，遗漏了任何一个相关涉案人员，可能就遗漏了寻找真相的突破口。

例二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嫌疑人乙，在侦查机关派员陪同下到达侦查机关，后被拘留，其是否构成自首？

《刑法》第67条第1款规定："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，是自首。" 乙是否系"自动投案"系其是否构成自首的关键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83条规定："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，必须出示拘留证。"

经过与乙会见沟通，辩护律师明确如下情节：

其一，乙系被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到达乙所在单位；

其二，侦查机关并未出示拘留证，亦未对乙采取任何强制措施（拘传、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、拘留、逮捕），仅要求乙随同去侦查机关配合调查；

其三，乙自行驾车前往，且乙车行驶在最前方，办案机关车辆尾随指示其前进方向；

其四，乙约下午18:00在到达侦查机关后，先配合侦查机关询问，后被拘留。

鉴于上述线索，辩护律师锁定，乙是否构成自首的关键，便系《拘留证》上注明的拘留时间及签发时间。查询卷宗询问笔录及居留证显示，乙第一次询问/讯问笔录的时间系18:00--20:00，而拘留证签发时间系当晚23:00。检方声称乙系被拘留后到案，与《拘留证》上签发时间及讯问时间矛盾，这样，一张不起眼的程序文件(一般归于第一卷)，就决定了乙是否可以从轻或减轻，甚至免除处罚。  

图一

图二

注意：

就图一图二这两张往往被忽略的程序文件，总结有待挖掘的隐藏信息如下：

（1）被拘留人是否签章？

（2）办案人员是否签章？签章人员是否是当时执行拘留时的人员？签名是否为补签或代签，具体原因？

（3）被拘留人如系人大代表，侦查机关是否遵照《高检规则》第79条履行特殊程序？

（4）讯问时间（一般显示于第一次讯问/询问笔录）是否在拘留证签发时间之后，且是否在签发后24小时之内？

（5）被拘留后，侦查机关是否履行在24小时内通知的义务？如未通知，是否具备"无法通知"或"有碍侦查"的充分理由？

（6）是否超过侦查羁押期限？（侦：30+7；检：14+3）

（7）尤其关注若拘留证所列罪名与起诉意见书不一致，一般为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信号，对刑辩律师对案件时限的预判具有相当的意义。

关键词三：印证

就复杂刑事案件，卷宗多达几十上百本，单独翻阅某一张罗列数据的书证，往往让人不知所云，此时，选择从相关的言词证据入手，从而激活书证，挖掘出案件关键辩点，不失为一种捷径。

例如，一起涉嫌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、物品罪，检方于《起诉书》中指控犯罪嫌疑人S共销售走私腐叶土3000吨，依据S供述（《讯问笔录》）其收购的具体数额记录于手写笔记本中，且运货司机称（证人《询问笔录》）将S的货运往了X场站，并明确了运输的车队及车号。这样，我们就通过如上言词证据掌握了解码书证的线索，再对应寻找到隐藏在近三十卷卷宗中不起眼的一页场站收据，排除了非运货司机车队的货物，统计出了远少于3000吨的数字，再统计出犯罪嫌疑人S手写笔记的具体收购数与车队运输数相互印证，从而组织出强有力的证据以对抗检察机关粗略计算出的3000吨涉案数额。

关键词四：精准

在经济类犯罪领域，如走私犯罪、票据犯罪等，侦查卷宗中大多为各种名目繁杂的票据，往往有几十，甚至上百本，因其阅卷费时费力，基于时间及经济成本的考量，往往被律师忽略，甚至不予阅卷。绝大多数案件，侦查机关乃至检方仅会在《起诉意见书》或《起诉书》中笼统的提供涉案金额，并没有相关的计算过程，尤其针对一些并未出具相关说明、鉴定或审计的数据，让刑辩律师无从纠错。此时，要求侦查机关或检方提供计算明细或说明，甚至要求其出具相关审计报告或鉴定，虽然省事，但是理想的丰满必须面对现实的骨感，对方基本会三缄其口，让你自己寻找答案。除非，你找到线索或证据，其计算结果有误，才会迫使对方拿出"统计数据"和你比对。故，虽山艮阻于前，尔必移之，不容放弃。就这些繁杂的票据，通常你的选择有三：

其一，求助专业机构（专业机构出具的数据较有公信力，但需额外的经济成本，且刑辩律师作为接收结论方，虽节省了时间成本，但仅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）；

其二，指导当事人配合统计（除诉讼成本考量，就一些当事人经手案件，如涉及公司相关业务流程，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整理、出具乃至组织者，当事人相较于专业机构和律师对特定领域的流程更熟稔，具有先天的优势，在律师的指导下，由其完成相关数据的统计，有时可发挥意想不到的配合效果）；

其三，自食其力（亲自或交由助理统计虽然费时费力，但在统计核查的过程中，你会对各项数据了如指掌，好比刮骨疗伤，深入肌理）。

上述三种方法各有优劣，应综合当事人经济实力和案件需要选择，分别举例：

例一，一起虚开普通发票罪，涉案金额近1000万，虽然侦查机关提供了相关发票鉴定书，但卷宗中没有任何统计过程的痕迹。每个发票号，对应不同的虚假发票，金额和开具时间均有差异。笔者经过详细统计列表，不仅研究出对方出错在哪儿，甚至倒推出其为何出错、具体的统计依据和计算过程。笔者通过研究该类犯罪典型判例，得出结论，该类犯罪基本会判缓刑，这样，基于数额相差不大，纠错就不是案件的关键，仅是作为谈判的砝码（发现的问题并不一定要出示于法庭，针对具体情形应有不同的诉讼策略，以最大化当事人的利益），自行统计较妥当，而无需专业机构。

例二，一起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，指控偷逃税款金额高达1500万，鉴于此类案件当事人或领导或经手，对业务流程和操作熟稔，故，最佳的配合方式是律师进行指导：销售给哪类客户，依据交易模式，属于直接销售国内个人，不属于走私；哪类证据不足；哪类属于多缴纳税款部分等，由当事人配合统计数据，最为高效。就该案，当事人组织其公司业务人员最终统计结果涉嫌税款额约1300万元证据不足，得到控方及海关缉私部门重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推导出了侦查机关的涉案金额计算方法及依据，甚至列出了具体的计算公式，在法官询问时，明确应对了检方答不出来的问题，无形中增加了辩方数据统计的说服力。

刑事阅卷确有捷径，但整本卷宗是前提，妙用实难全，需要"细雨湿流光"实践的沉淀。

阅卷，还是那句，再细节都不为过。